管弦乐团得到制表品牌朗格表的鼎力支持

11月17日讯，2015年11月，举世闻名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、天津大剧院以及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音乐会，在指挥大师郑明勋的执棒下，演奏了贝多芬《D大调第二交响曲》、莫扎特《A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》、马勒《G大调第四交响曲》等古典名曲。音乐会得到了萨克森精密制表品牌朗格表的鼎力支持。

管弦乐团是欧洲最古老、最传统的乐团

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是欧洲最古老、最传统的乐团，自1548年诞生以来，一直是萨克森不可或缺的文化标识，并于19世纪成为森帕歌剧院的驻场乐团。在费尔迪南多·阿道夫·朗格参与打造的五分钟数字钟下，乐团为皇室和名门望族频频演奏的音乐曲目包括诸如巴赫、莫扎特、贝多芬和门德尔松等大师的经典作品。

从音乐史上看，贝多芬的交响曲无疑代表着欧洲古典音乐的辉煌巅峰，而受瓦格纳和布鲁克纳等人影响的马勒，其作品则是从古典迈向现代的一座意义深远的坚固桥梁。

贝多芬《D大调第二交响曲》

贝多芬《D大调第二交响曲》的不同寻常

1800至1802年间，贝多芬完成了他的《D大调第二交响曲》，并于1803年4月5日亲自执棒，在维也纳剧院首演了这部不同寻常的作品。

贝多芬《D大调第二交响曲》的不同寻常，表现在两个方面。第一，这部基于传统奏鸣曲式的交响乐，不仅比以往作品拉长了时间，且在第三乐章一反常态，没有使用小步舞曲，而是改为风格截然不同，情绪热烈欢快的谐谑曲。这一举动成就了交响乐上的一个新惯例，也暗喻德国人贝多芬对奥地利维也纳乐派心有灵犀般的认可和靠近，堪比对大师海顿和莫扎特脱帽行礼。第二，这部作品见证了贝多芬与耳聋的搏斗。在创作此部作品时，贝多芬开始苦于耳背之疾，并获悉此病无医，因此还产生过绝望情绪(如写下《圣城遗嘱》)。然而，他的此部作品充满明亮的节奏、华美的旋律和高扬的精神，其音乐的力度和强度令人振奋。

《D大调第二交响曲》第一乐章的柔板到快板十分明快流畅，第二乐章的小广板虽露出淡淡忧伤，却最终洋溢起田园诗歌般的优美，第三乐章的谐谑曲好比万顷阳光撒上心头，第四乐章的快板更是满心愉悦，充满对生活俏皮而乐观的态度。从调性、配器以及和声的处理上看，此部交响曲如翻山越岭，有着云蒸雾腾、移步换景之美。法国作曲家柏辽兹评说贝多芬第二时曾言，这部作品的一切都“高贵、有力量，并充满自豪”。的确，贝多芬面对病魔，在音乐创作里找到了不屈不饶、强大无比、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。他在创作第二交响曲的过程中写信给他的密友，德国医学家魏格勒，信中说，“我要反抗命运，它绝不能将我完全击败!”

不愿被完全击败的贝多芬在谱写下一部巨作中，更为明朗地表达出生存勇气和英雄气概。脍炙人口的《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》，通称《英雄交响曲》，是贝多芬首演其第二交响曲之前，就着手开篇布局的。那是1802年的夏季，贝多芬落笔生花，随性写下《维霍斯基草稿》，给他的《英雄变奏曲》草稿添枝加叶，后者也是他用于舞剧《普罗米修斯神》中的旋律。这些草稿都将成为《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》的重要素材。1803 年，《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》完稿。1804年，此作品在一位名叫罗伯科维茨侯爵的私人音乐会上首演。直到1805年4月7日，才由贝多芬亲自指挥，在维也纳剧院首次公演。

《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》的四个乐章

《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》的四个乐章“有活力的快板”、“葬礼进行曲，很慢的柔板”、“谐谑曲，活泼的快板”和“快板——行板——急板”，气势非凡，以宏大的交响规模、复杂的情绪表达、诗化的音乐语言，以及可达50分钟的时长，充分表现人类与命运的抗争之力，并传达伟岸高尚的人格力量。当时的乐评曾言此部作品晦涩难懂，不太具备娱乐性。十多年后，维也纳诗人库夫纳询问贝多芬自觉哪部交响作品最称心时，以为贝多芬会说第五交响曲，但老贝毫不犹疑地回答道：《英雄交响曲》。

此部交响曲常因贝多芬当初在草稿上写下的“波拿巴”一名，而被认定其初衷乃大写拿破仑赞歌，第二乐章“葬礼进行曲”则是对拿破仑称帝后的某种谶语。这也是中国评论界津津乐道的说法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史料表明，贝多芬当时的学生费迪南.里斯曾经对出版商西姆洛克说过这么一段话：“他(贝多芬)愿意以100古尔盾把这部作品版权卖给您。他认为这是他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作品。我新近听他演奏此曲，感觉天地都要为之而惊颤!......如果您不要，他反正有意把这作品献给波拿巴，那它就要被命名为波拿巴了。”这位学生还说，罗伯科维茨侯爵以400古尔盾，买下了贝多芬这部作品前半年的演出权。1806年此作品正式付印时，标题为“英雄交响曲，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而作”，那并非暗指波拿巴，而是在同年谢世的，与罗伯科维茨侯爵也交往过密的路易.费迪南亲王。至于第二乐章“葬礼进行曲”，更是贝多芬献给费迪南亲王的挽歌。贝多芬早先便想把《第三钢琴协奏曲》赠与这位亲王。

马勒《G大调第四交响曲》

百年后，奥地利作曲家马勒于1901年完成了《G大调第四交响曲》。这部写于1899年和1900年两个夏季的承上启下之作，最终让马勒跳出传统的羁绊，成为现代派音乐的领军人物。从第一乐章从容而闲适的奏鸣曲式到第二乐章不紧不慢，带兰德勒和华尔兹舞步的谐谑曲，再从第三乐章柔板式的平缓优雅到第四乐章舒畅的恢宏高歌，马勒这部作品表达着天国童话般的美好，却同时混杂着纷繁难解的梦中呓语。作品传达出的人间无奈和惆怅，乃马勒音乐的标识：即便快乐，也在思辨。

相对于马勒先前的作品，比较短小而精巧的《G大调第四交响曲》，基本摒弃了标题音乐，且在第四乐章添入女高音独唱，唱词选自布仑塔诺和阿尔宁姆诗集《少年魔号》中的《天国生活》，借少年之眼描述天国生活的美好。马勒当初的圈中不乏知音，比如额纳斯特·奥托。奥托在马勒首演第四交响曲后遭到众人不解时指出，这部作品是“20世纪首次真正而不寻常的音乐事件”。其后，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音乐人狄奥多·阿多诺也撰文道，马勒的《G大调第四交响曲》可谓“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，都是扛鼎之作。”这些评论家们预见了马勒音乐的超前意识。

《G大调第四交响曲》既不乏古典句式，又充满现代元素;既彰显神圣的欢乐，又烘托沉重的悲哀。作品示意着马勒自我发现的心路历程。这是个痛苦挣扎的过程，从内心的彷徨到舆论的压力，马勒承受的，绝不止他于1901年11月25日亲自执棒，在慕尼黑首演此部《G大调第四交响曲》后受到的观众唏嘘和负面评论。诸如“毫无创意”、“全是技巧、运算和虚假内心，是一部虚弱、无味的超音乐作品”或“难以令人振奋之作”等接踵而来的挑剔和谩骂，听来让人情何以堪，却不会改变马勒明察秋毫的音乐灵性。事实上，正是这种“超音乐”元素，让马勒的音乐在结构、调性和乐器配置等方面一向很前卫，最终引导古典乐坛迈向了新世纪。如今，这部作品大受欢迎，成为被频繁演奏的马勒代表作之一。